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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3

一、“六度分隔”理论。

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曾做过一个著名的连锁信件实验:他将一封信件随机寄给了位于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的160个人,信中印有千里之外波士顿的一名普通股票经纪人的名字,米尔格拉姆在信中要求收信人将这封信通过自己的朋友寄给收信人,结果大多数人只经过了五到六个步骤,这封信就最终到达了这个股票经纪人的手中。

   “六度分隔”理论奠定了社交网络的理论基础,米尔格拉姆的这个连锁实验体现了一个似乎很普遍的客观规律:社会化的现代人类社会成员之间,都可能通过“六度空间”而联系起来,绝对没有联系的AB是不存在的。

二、弱关系、强关系。

马克·格拉诺维特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范围有限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强关系” ;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关系较浅,然而却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格兰诺维特把后者称为弱关系

研究发现:其实与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关系最密切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强关系”,而常常是“弱关系”。“弱关系”虽然不如“强关系”那样坚固(金字塔),却有着极快的、可能具有低成本和高效能的传播效率。

事实上,在信息的扩散传播方面,弱关系起着同样的作用。一个人的亲朋好友圈子里的人可能相互认识,因此,在这样圈子中,他人提供的交流信息重复度高。比如,我从这个朋友或亲戚听到的,可能早已经在另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而他们之间也都相互交谈过此话题。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例。

弱关系在我们与外界交流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为了得到新的信息,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弱关系的作用。这些弱关系,或是熟人,都是我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不同地方的人通过弱关系可以得到不同的信息。最亲近的朋友可能生活圈子和你差不多,你们的生活几乎完全重合。而那些久不见面的人,他们可能掌握了很多你并不了解的情况。只有这些“微弱关系”的存在,信息才能在不同的圈子中流传。弱关系的威力正在于此。

强连接关系通常表明行动者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在某些存在的互动关系型态上较亲密,因此,透过强关系所产生的讯息通常是重复的,容易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网络内的成员由于具有相似的态度,高度的互动频率通常会强化原本认知的观点而降低了与其它观点的融合,故认为在组织中强关系网络并不是一个可以提供创新机会的渠道。。

事实上,强弱关系并不仅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型决定,还会由六度理论的度数决定。可以理解的是:1度关系肯定要比2度关系强。此外,如果在SNS中,强弱关系还可能会根据建立关系的依据来决定,同好/同兴趣、同群组/同圈子、同应用,这类关系相对较弱,但同一类关系的交集越多关系则可能会越强。

三、贝肯数。

贝肯数是基于“六度分割”理论演进而来的。贝肯是好莱坞的一名普通演员,不同于马龙·白兰度这样的大腕,贝肯在好莱坞电影中从来都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他与当时好莱坞的影视明星发生联系所需要的中间人数量即为“贝肯数”。弗吉尼亚大学一个实验室曾为约25万上过银幕的男女演员计算了他们的“平均贝肯数”,研究发现无论是历史上贝肯数最低的演员罗德·斯泰格尔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他们的贝肯数都在2.63之间,并且相差十分微小。

  这一发现说明,其实你要想进入网络的链接中心,并不一定要成为大人物,你成为一个“永不退场”的配角也可以非常接近网络的中心,你和中心人物的距离其实可以近到忽略不计,因为那不是一个物理距离,而只是一个链接度的问题。“贝肯数”的发现还说明要想阻断一个网络和另一个网络的链接(比如让马龙·白兰度永远和某个导演无法接触到),隔离“贝肯”这样的高链接性人物就可以了。同样,一个网络社区的崩溃,其实不会因为多少普通用户流失而发生,但几个节点用户的流失,就会造成崩溃。有趣的是,“贝肯”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被当作一种“比拼记人名”的游戏,即背出和“贝肯”合作过的明星,当然这个游戏也可以把“贝肯”换成其他领域里的某个高链接者。

第四、顿巴数。

“顿巴数”是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宾·顿巴(Robin Dunbar)在1992年的一项研究成果。

根据顿巴教授的研究,人类的社会结构表现为:5人左右的亲密接触圈;12-15人的同情圈,即,如果这一圈里有人去世,我们会很伤心;50人左右的群落,即经常一起生活、一起行动的人(已经有限定在这一人数内的社交网络工具出现)150人左右的氏族,即遵从共同仪式的人;500人左右的部落,即拥有同种语言的人(其实在现代社会,这里的语言有时只是指一些经常交流的人之间约定俗成的词语和概念,外人第一次听到不能理解)5000人左右的群落,即有共同文化的人。按照顿巴数的同心圆模型,当社会结构的人数超过150人时,相互间的互动和影响就会减少很多,只能靠共同的语言来维系,而当人数上升到5000人左右时,维系社会结构则只能依靠共同的文化。”